理性、平穩而務實，是陸先銘一慣的創作風格與行事特色。他有著某種中產階級小康穩健的情感以及對於生活的思考，有種理性建構創作過程，以及務實的社會性格特質。他用他的畫作反映這個社會與他生存的都會，他的人生也是這個大社會底下一個例證。
「許多藝術家的創作與人，感性的成分重。但是我始終是理性占了大部分。」陸先銘說：「我的藝術用來反映社會現實，我的眼睛見到的，心裡感受的，如何轉換成圖像，整個過程都是一個理智的處理。」
陸先銘出自一個台北典型的小康外省家庭，父親是軍人，母親則是銘傳小學的老師。陸先銘從小喜歡畫畫，小時後功課不錯，雙親的管教相當開通，陸先銘自家庭中得到充分的穩定與安全感。陸先銘上了及人中學，國中功課開始一落千仗，年少好玩，與一群同學翹課打彈子、看電影，功課吊車尾，考不上什麼高中。連私立高中都考了好多間沒考上，因此轉去考延平中學。延平中學的錄取名單上他還是候補的。沒想到進了高中，第一年英文就被死當，留級了。但是，他們班的美術老師注意到陸先銘在繪畫方面的天份，告訴他，出了社會與人競爭激烈，如果陸先銘有什麼地方比人條件好，就是他在美術上的天份高過其他人，如果往這方面發展會有所成就。
陸先銘說，如果不是這位美術老師點醒自己，自己恐怕就會過著徬徨不知方向地繼續下去。「那時候的感覺就是一直唸書，卻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因此，一點讀書的衝力動機都沒有，直到聽了這番話，他開始努力用功。他開始有了目標努力，跑去問應英文老師自己該怎麼樣準備聯考英文才行。老師直接地告訴他「放棄」兩個字，讓他在英文課有特權讀別科的書。但是，陸先銘還是用功地，應屆考上文大美術系。
那段拼了命用功要讓自己考上美術系的日子，對於現在的陸先銘來說還是感觸深刻的一段，平穩的他提起這段經驗時眼框泛紅說「讀書真的好辛苦」。年輕的他處在成才追求自己理想的渴望，家人的期待以及萬一考不上以前就白費的壓力中。他記得聯考考三天，他讀社會組考期是其中的第一與第三天。他記得第二天在家中溫書，為了不讓自己睡著，於是蹲坐在椅背上讀，因為打了瞌睡一定會掉下去。父親見到兒子這般也不忍地勸他睡一下再起來讀。陸先銘卻告訴自己「如果多睡一下，就可能多睡一年」。
「我的性格一直就是這樣，一旦有了目標，就會有強烈的責任感。」
陸先銘說，他每階段的創作其實全都圍繞著人這一個主題。
陸先銘在大三獲得雄獅新人獎，一九八二年自文大美術系畢業。退伍後的一九八五年陸先銘在嘉仁畫廊開了第一個個展，當時他所採取的是平面繪畫與裝置兼具的手法。但是，務實的陸先銘認為，裝置所需耗費的經費大，自己在創作上可能面臨難以持續的壓力，而當時的大環境對於裝置藝術的接受度也不高。因此他採取了平面繪畫，「因為以自己的經濟實力、能力，在持續上是比較可行的。」
陸先銘早年大學與初入社會的表現，從一九七九年到八七年間，他認為自己經歷的是藍色時期與批判期。早期的作品青澀之中，已經見到對於環境的好奇關懷。學生時期畫風世清冷的，進入批判的階段後，面對當時解嚴前後社會能量的蓬勃待發，剛出社會的他將目睹的雜亂現象與年輕血氣方剛的創作欲融合，畫面市濃烈的油彩堆疊與控訴，人的臉孔肢體凶悍扭曲。一九八七年開始他創作「螞蟻人」系列，結婚不久的陸先銘將自己在現實中的挫折與無力感呈現出來，畫中的每個人都像螻蟻，在隧道中排隊前行，在受宰制體制中沒有自我意志地生活，沒有自我的存活。
但是，真正讓陸先銘在畫壇豎立個人風格的，一直要等到一九九一年至九六年「陸橋」系列。
陸先銘的「陸橋」系列中，見到當時台北都會興起眾多建築物的工地，以及外位興建中大量的環快道路、高架橋、捷運等興建中景觀。隨著經濟的發展，大量的建築物與都市規劃興建，逐步地佔據過去習以為常的城市環境。他用厚重的直線堆疊圖法，大量運用畫刀操作，表現出那種粗糙浮雕一般的肌理，一種工業之中的既冷又隱含可能爆發力的環境。陸先銘在這個系列從過去情緒性的表現，走向理性的社會紀錄。
為了生活常騎著機車在台北街頭奔波的陸先銘說，民國七十八、九年的時候，在路上不太會見到賓士車。但是在九0 年代初期，忽然覺得一下子路上冒出大量的賓士，每個經過的地方，都有陸橋、房子等等各式各樣的建築在興建中，到處都是敲敲打打乒乒乓乓的聲音。在路上跑，一下子發現這個都市變化得好快。
陸先銘想要紀錄這些親身目睹的變化。他到環快、高架橋、濱江街還有新生高架橋等等工地拍照參考，在畫面中重新建構這些建築中的不同角度。「我的心是被撞擊的，只想趕緊將這些變化畫下來。」
創作「陸橋」系列時，陸先銘儘管使用的技巧外放粗獷，但是整線出來的是理性疏離的氣氛。儘管這一系列的畫面中沒有任何人物的存在，但是畫面中深刻的感受，就是都會的人群面對大量興建的工業與建築，那份陽鋼之中，其實隱藏著著人的期待與疏離，人的空間退讓給建設，又期待從其中得到什麼的拉距。
陸先銘「陸橋」系列表現傑出，當時的藝術界也因為大環境富裕而生氣盎然。陸先銘的生活較為寬裕穩定。台灣畫壇也就在這個時候突飛猛進，美術館亟欲與國際接軌，從台北市立美術館首度參展威尼斯雙年展引起國際化的討論話題，一直到現在台灣當代藝術與國際上的活動接觸多元頻繁。陸先銘當時也曾經是被看好的進入國際舞台的青年藝術家，但是種種機緣讓他與當年這些國外的雙年展等活動失之交臂。
陸先銘說，沒搭上這波雙年展列車，自己失落難免，但是仔細想想「所謂與國際接軌指的就等同於參加雙年展這回事嗎？」
陸先銘看清雙年展機制中，藝術家被評審、策展人撿選的這種模式，看多了下來心情清明，「我反對為了迎合這些口味去刻意追流行，我也反對為了這些事刻意轉變自己的創作型態」。
陸先銘八0年代末加入以文大美術系為主本地藝術家的台北畫派，經歷了畫派的風光期，也經歷畫會的解算，以及九0年代中期過後台北畫派成員重新以悍圖社的名稱出現。陸先銘說，五月東方搞現代藝術，大量引進西方的抽象表現方式，七0 年代又整個風行照相寫實，八0年代以台北畫派為主的本地藝術家崇尚新表現。他說記得一次後來台北畫派開會的時候，大家曾經不斷地追問討論，九0年代的主流會是什麼？
「我心裡那時就想，難道未來是要一直追潮流嗎？」 「我對自己有自信的，尤其在『陸橋』系列之後，我認為自己沒有白活。」陸先銘說：「我只要鎖定自己該做的東西就好。」
他說，自己是理性的，沒有那些同儕藝術家可能產生的徬徨，他也見過許許多多人在不停地追逐。「想想本來藝術界就是社會的一角，什麼樣的角色人物都有，自己做自己的角色就可以了。」
生活的壓力偶而來襲，陸先銘在一九九五年開始進入了「人物」系列的創作。在這個系列中，陸先銘鎖定的是社會邊緣、夾縫中生活的小人物。相較於「陸橋」的手法猛烈，在「人物」系列中陸先銘回到寫實的技法。畫面一面黑灰色調，背景一片單調虛冷，只有描繪細膩的這些佈滿生活軌跡的人物在其中禹禹獨行。
另外，在形式上陸先銘也有所轉變，在寫實的繪畫外，他加入了電子看板走馬燈，在畫面的旁邊滾動電子文字標語。半裝置地，嘗試性地延展畫面視覺得的可能性。
陸先銘畫中的這些小人物，是他家附近賣米糕的老伯、拾荒的老人、路邊見到作小生意的平凡攤販、龍山寺附近的老人與遊民。陸先銘寫實細膩地刻畫他們的臉龐與皺紋，載滿生活壓力的肩膀與腳步，以及這些小人物背後充滿人生歷練的許多故事。畫的明明是在撩亂社會中求取生存的小人物，然而那些撩亂的社會背景在這時被抽空成為虛清。
「我想，創作開始本身就是『人』。」陸先銘說到，他對於人的觀察隨時都在進行著。有時候陪太太逛街，從衣著入時的辣妹，到路邊醜怪的老頭，各式各樣的人物，都會吸引他的眼睛。他喜歡觀看不同人的衣著打扮、肢體語言、面部表情，「我總是想著這些人被後有著什麼樣的不同生活經驗」。「人一直是吸引我的，有趣的是，醜怪的老頭總是比較吸引我。」
陸先銘的性格，讓他特別關注這些社會金字塔底層人物的生活經驗。這些來自同地方經歷生活風霜的人，總是特別能夠抓住他的視線。這些屬於多數人心情的清冷與無奈。
陸先銘說，藝術是他用來反省台灣社會的媒介。「大家拼命追求政治議題與經濟議題，談情色，談民粹，骨子裡卻鮮少真正面對人與環境的反思，真正面對人的創作」。
陸先銘不只在創作上有鮮明的都會中產階級式的情感與關懷，他的個人生活與情感歷程與生存焦慮，就是一個典型的都會小人物與過渡至中產階級的人物寫照。人隨環境浮盪，在環境中努力卻沒有安全感的疲憊。
「我對自己能夠掌握的部分，就會有自信。像是創作。」
「我的焦慮主要的不在於創作上的，因為那是我可以處理控制的。我的焦慮主要是生活的壓力。」
陸先銘說，一個藝術家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他退伍後，家人曾經要求他去修教育學分，因為家人認為進教職對於生活是比較穩定的保障，陸先銘拒絕。他開了間畫室，學生不多，總是入不敷出。後來有機會到復興美工教了兩年書。由於學校的學生關係，那時候他畫室的學生多了起來，收入也比較好。但是，這樣子學校與畫室教畫兩頭的教畫生活，卻影響了自己創作的時間。因此他辭去復興的教職。後來，畫室也停了。到了九0 年代初期，因為藝術市場好，陸先銘的經濟狀況是比較好的。幾年後景氣下滑，畫作的市場也不敢去想了。
他記得自己最糟糕的一段時間，是剛結婚時，他與太太兩人落魄得要命，他先在同學開的公司上班，待遇很差。後來他自己出來接些設計的案子作作，接零碎的案子還常被騙，作了半天結果拿不到錢，也因經濟壓力被迫停了畫筆一下。
「不過，這些年來，面對生活的壓力，焦慮痛苦是有的。但是我從來沒讓自己精神上瀕臨崩潰的臨界點。因為我想得清楚。」
陸先銘不像其他的藝術家，可能追求較為不同於一般人的「藝術家」式的生活型態與情感方式。陸先銘堅決穩定地追求，藝術家的創作以及一份最為平凡中產階級的生活圓滿，家庭。他結婚、生小孩，並極力維持這樣的家庭作為自己的生活模式。
陸先銘的妻子是他剛退伍在復興美工教書時的學生。她在學校不在陸先銘帶的班級裡，但下課後進他畫室學畫。剛好遇到陸先銘常常在學校畫室兩頭教書，又必須創作展覽的忙碌。陸先銘請這位聰慧的學生當畫室助理，逐漸產生了感情。那時陸先銘二十九歲，她的妻子當時十七歲。兩人戀愛後獲得雙方家長的肯定，她畢業後兩人就結婚了，那年陸先銘三十歲。「對我來說，婚姻、家庭和創作一樣，都是一輩子事，什麼問題都要解決。」
他的家人成了他面對生活壓力的支柱，「光是看著妻子與兩個女兒我就會喜悅，儘管生活壓力大，卻絲毫沒有後悔。尤其是女兒過貼著你的感覺，那種喜悅什麼都比不上」。
「作一個藝術家，我的感覺，好的時候就是多賣一兩張畫。壞的呢，我根本不敢去想，反正自己已經走了這麼遠的路了。」不過，陸先銘對於自己的定位，現在反而更為篤定。
「我替台灣美術與台灣社會留下了紀錄。我不想追求形式上的東西，我不喜歡形式上的喧鬧，希望留下一些深沉的反省。人在大環境中浮沉的宿命，如此快速浮面，我想要回到這些東西下面的深層。」
「重要的是我已經找到安身立命之所，雖然環境不停在轉。」
—陸先銘
理性、平穩而務實，是陸先銘一慣的創作風格與行事特色。他有著某種中產階級小康穩健的情感以及對於生活的思考，有種理性建構創作過程，以及務實的社會性格特質。他用他的畫作反映這個社會與他生存的都會，他的人生也是這個大社會底下一個例證。
「許多藝術家的創作與人，感性的成分重。但是我始終是理性占了大部分。」陸先銘說：「我的藝術用來反映社會現實，我的眼睛見到的，心裡感受的，如何轉換成圖像，整個過程都是一個理智的處理。」
陸先銘出自一個台北典型的小康外省家庭，父親是軍人，母親則是銘傳小學的老師。陸先銘從小喜歡畫畫，小時後功課不錯，雙親的管教相當開通，陸先銘自家庭中得到充分的穩定與安全感。陸先銘上了及人中學，國中功課開始一落千仗，年少好玩，與一群同學翹課打彈子、看電影，功課吊車尾，考不上什麼高中。連私立高中都考了好多間沒考上，因此轉去考延平中學。延平中學的錄取名單上他還是候補的。沒想到進了高中，第一年英文就被死當，留級了。但是，他們班的美術老師注意到陸先銘在繪畫方面的天份，告訴他，出了社會與人競爭激烈，如果陸先銘有什麼地方比人條件好，就是他在美術上的天份高過其他人，如果往這方面發展會有所成就。
陸先銘說，如果不是這位美術老師點醒自己，自己恐怕就會過著徬徨不知方向地繼續下去。「那時候的感覺就是一直唸書，卻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因此，一點讀書的衝力動機都沒有，直到聽了這番話，他開始努力用功。他開始有了目標努力，跑去問應英文老師自己該怎麼樣準備聯考英文才行。老師直接地告訴他「放棄」兩個字，讓他在英文課有特權讀別科的書。但是，陸先銘還是用功地，應屆考上文大美術系。
那段拼了命用功要讓自己考上美術系的日子，對於現在的陸先銘來說還是感觸深刻的一段，平穩的他提起這段經驗時眼框泛紅說「讀書真的好辛苦」。年輕的他處在成才追求自己理想的渴望，家人的期待以及萬一考不上以前就白費的壓力中。他記得聯考考三天，他讀社會組考期是其中的第一與第三天。他記得第二天在家中溫書，為了不讓自己睡著，於是蹲坐在椅背上讀，因為打了瞌睡一定會掉下去。父親見到兒子這般也不忍地勸他睡一下再起來讀。陸先銘卻告訴自己「如果多睡一下，就可能多睡一年」。
「我的性格一直就是這樣，一旦有了目標，就會有強烈的責任感。」
陸先銘說，他每階段的創作其實全都圍繞著人這一個主題。
陸先銘在大三獲得雄獅新人獎，一九八二年自文大美術系畢業。退伍後的一九八五年陸先銘在嘉仁畫廊開了第一個個展，當時他所採取的是平面繪畫與裝置兼具的手法。但是，務實的陸先銘認為，裝置所需耗費的經費大，自己在創作上可能面臨難以持續的壓力，而當時的大環境對於裝置藝術的接受度也不高。因此他採取了平面繪畫，「因為以自己的經濟實力、能力，在持續上是比較可行的。」
陸先銘早年大學與初入社會的表現，從一九七九年到八七年間，他認為自己經歷的是藍色時期與批判期。早期的作品青澀之中，已經見到對於環境的好奇關懷。學生時期畫風世清冷的，進入批判的階段後，面對當時解嚴前後社會能量的蓬勃待發，剛出社會的他將目睹的雜亂現象與年輕血氣方剛的創作欲融合，畫面市濃烈的油彩堆疊與控訴，人的臉孔肢體凶悍扭曲。一九八七年開始他創作「螞蟻人」系列，結婚不久的陸先銘將自己在現實中的挫折與無力感呈現出來，畫中的每個人都像螻蟻，在隧道中排隊前行，在受宰制體制中沒有自我意志地生活，沒有自我的存活。
但是，真正讓陸先銘在畫壇豎立個人風格的，一直要等到一九九一年至九六年「陸橋」系列。
陸先銘的「陸橋」系列中，見到當時台北都會興起眾多建築物的工地，以及外位興建中大量的環快道路、高架橋、捷運等興建中景觀。隨著經濟的發展，大量的建築物與都市規劃興建，逐步地佔據過去習以為常的城市環境。他用厚重的直線堆疊圖法，大量運用畫刀操作，表現出那種粗糙浮雕一般的肌理，一種工業之中的既冷又隱含可能爆發力的環境。陸先銘在這個系列從過去情緒性的表現，走向理性的社會紀錄。
為了生活常騎著機車在台北街頭奔波的陸先銘說，民國七十八、九年的時候，在路上不太會見到賓士車。但是在九0 年代初期，忽然覺得一下子路上冒出大量的賓士，每個經過的地方，都有陸橋、房子等等各式各樣的建築在興建中，到處都是敲敲打打乒乒乓乓的聲音。在路上跑，一下子發現這個都市變化得好快。
陸先銘想要紀錄這些親身目睹的變化。他到環快、高架橋、濱江街還有新生高架橋等等工地拍照參考，在畫面中重新建構這些建築中的不同角度。「我的心是被撞擊的，只想趕緊將這些變化畫下來。」
創作「陸橋」系列時，陸先銘儘管使用的技巧外放粗獷，但是整線出來的是理性疏離的氣氛。儘管這一系列的畫面中沒有任何人物的存在，但是畫面中深刻的感受，就是都會的人群面對大量興建的工業與建築，那份陽鋼之中，其實隱藏著著人的期待與疏離，人的空間退讓給建設，又期待從其中得到什麼的拉距。
陸先銘「陸橋」系列表現傑出，當時的藝術界也因為大環境富裕而生氣盎然。陸先銘的生活較為寬裕穩定。台灣畫壇也就在這個時候突飛猛進，美術館亟欲與國際接軌，從台北市立美術館首度參展威尼斯雙年展引起國際化的討論話題，一直到現在台灣當代藝術與國際上的活動接觸多元頻繁。陸先銘當時也曾經是被看好的進入國際舞台的青年藝術家，但是種種機緣讓他與當年這些國外的雙年展等活動失之交臂。
陸先銘說，沒搭上這波雙年展列車，自己失落難免，但是仔細想想「所謂與國際接軌指的就等同於參加雙年展這回事嗎？」
陸先銘看清雙年展機制中，藝術家被評審、策展人撿選的這種模式，看多了下來心情清明，「我反對為了迎合這些口味去刻意追流行，我也反對為了這些事刻意轉變自己的創作型態」。
陸先銘八0年代末加入以文大美術系為主本地藝術家的台北畫派，經歷了畫派的風光期，也經歷畫會的解算，以及九0年代中期過後台北畫派成員重新以悍圖社的名稱出現。陸先銘說，五月東方搞現代藝術，大量引進西方的抽象表現方式，七0 年代又整個風行照相寫實，八0年代以台北畫派為主的本地藝術家崇尚新表現。他說記得一次後來台北畫派開會的時候，大家曾經不斷地追問討論，九0年代的主流會是什麼？
「我心裡那時就想，難道未來是要一直追潮流嗎？」
「我對自己有自信的，尤其在『陸橋』系列之後，我認為自己沒有白活。」陸先銘說：「我只要鎖定自己該做的東西就好。」
他說，自己是理性的，沒有那些同儕藝術家可能產生的徬徨，他也見過許許多多人在不停地追逐。「想想本來藝術界就是社會的一角，什麼樣的角色人物都有，自己做自己的角色就可以了。」
生活的壓力偶而來襲，陸先銘在一九九五年開始進入了「人物」系列的創作。在這個系列中，陸先銘鎖定的是社會邊緣、夾縫中生活的小人物。相較於「陸橋」的手法猛烈，在「人物」系列中陸先銘回到寫實的技法。畫面一面黑灰色調，背景一片單調虛冷，只有描繪細膩的這些佈滿生活軌跡的人物在其中禹禹獨行。
另外，在形式上陸先銘也有所轉變，在寫實的繪畫外，他加入了電子看板走馬燈，在畫面的旁邊滾動電子文字標語。半裝置地，嘗試性地延展畫面視覺得的可能性。
陸先銘畫中的這些小人物，是他家附近賣米糕的老伯、拾荒的老人、路邊見到作小生意的平凡攤販、龍山寺附近的老人與遊民。陸先銘寫實細膩地刻畫他們的臉龐與皺紋，載滿生活壓力的肩膀與腳步，以及這些小人物背後充滿人生歷練的許多故事。畫的明明是在撩亂社會中求取生存的小人物，然而那些撩亂的社會背景在這時被抽空成為虛清。
「我想，創作開始本身就是『人』。」陸先銘說到，他對於人的觀察隨時都在進行著。有時候陪太太逛街，從衣著入時的辣妹，到路邊醜怪的老頭，各式各樣的人物，都會吸引他的眼睛。他喜歡觀看不同人的衣著打扮、肢體語言、面部表情，「我總是想著這些人被後有著什麼樣的不同生活經驗」。「人一直是吸引我的，有趣的是，醜怪的老頭總是比較吸引我。」
陸先銘的性格，讓他特別關注這些社會金字塔底層人物的生活經驗。這些來自同地方經歷生活風霜的人，總是特別能夠抓住他的視線。這些屬於多數人心情的清冷與無奈。
陸先銘說，藝術是他用來反省台灣社會的媒介。「大家拼命追求政治議題與經濟議題，談情色，談民粹，骨子裡卻鮮少真正面對人與環境的反思，真正面對人的創作」。
陸先銘不只在創作上有鮮明的都會中產階級式的情感與關懷，他的個人生活與情感歷程與生存焦慮，就是一個典型的都會小人物與過渡至中產階級的人物寫照。人隨環境浮盪，在環境中努力卻沒有安全感的疲憊。
「我對自己能夠掌握的部分，就會有自信。像是創作。」
「我的焦慮主要的不在於創作上的，因為那是我可以處理控制的。我的焦慮主要是生活的壓力。」
陸先銘說，一個藝術家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他退伍後，家人曾經要求他去修教育學分，因為家人認為進教職對於生活是比較穩定的保障，陸先銘拒絕。他開了間畫室，學生不多，總是入不敷出。後來有機會到復興美工教了兩年書。由於學校的學生關係，那時候他畫室的學生多了起來，收入也比較好。但是，這樣子學校與畫室教畫兩頭的教畫生活，卻影響了自己創作的時間。因此他辭去復興的教職。後來，畫室也停了。到了九0 年代初期，因為藝術市場好，陸先銘的經濟狀況是比較好的。幾年後景氣下滑，畫作的市場也不敢去想了。
他記得自己最糟糕的一段時間，是剛結婚時，他與太太兩人落魄得要命，他先在同學開的公司上班，待遇很差。後來他自己出來接些設計的案子作作，接零碎的案子還常被騙，作了半天結果拿不到錢，也因經濟壓力被迫停了畫筆一下。
「不過，這些年來，面對生活的壓力，焦慮痛苦是有的。但是我從來沒讓自己精神上瀕臨崩潰的臨界點。因為我想得清楚。」
陸先銘不像其他的藝術家，可能追求較為不同於一般人的「藝術家」式的生活型態與情感方式。陸先銘堅決穩定地追求，藝術家的創作以及一份最為平凡中產階級的生活圓滿，家庭。他結婚、生小孩，並極力維持這樣的家庭作為自己的生活模式。
陸先銘的妻子是他剛退伍在復興美工教書時的學生。她在學校不在陸先銘帶的班級裡，但下課後進他畫室學畫。剛好遇到陸先銘常常在學校畫室兩頭教書，又必須創作展覽的忙碌。陸先銘請這位聰慧的學生當畫室助理，逐漸產生了感情。那時陸先銘二十九歲，她的妻子當時十七歲。兩人戀愛後獲得雙方家長的肯定，她畢業後兩人就結婚了，那年陸先銘三十歲。「對我來說，婚姻、家庭和創作一樣，都是一輩子事，什麼問題都要解決。」
他的家人成了他面對生活壓力的支柱，「光是看著妻子與兩個女兒我就會喜悅，儘管生活壓力大，卻絲毫沒有後悔。尤其是女兒過貼著你的感覺，那種喜悅什麼都比不上」。
「作一個藝術家，我的感覺，好的時候就是多賣一兩張畫。壞的呢，我根本不敢去想，反正自己已經走了這麼遠的路了。」不過，陸先銘對於自己的定位，現在反而更為篤定。
「我替台灣美術與台灣社會留下了紀錄。我不想追求形式上的東西，我不喜歡形式上的喧鬧，希望留下一些深沉的反省。人在大環境中浮沉的宿命，如此快速浮面，我想要回到這些東西下面的深層。」
「重要的是我已經找到安身立命之所，雖然環境不停在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