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給格薩爾
格薩爾：
你和你那幾位印佛經的同事端著杯子喝茶的影像，如今天天在我眼底出現。拍攝這張照片的人叫周慶輝；我猜你們都記得他的長相，一個下巴上刻意留著山羊鬚的年輕人，他曾經兩度來訪，間關跋涉，到西藏高原這個印經院為你們留影。作為幾千公里之外一個海島上認真過著所謂現代生活的台灣人來說，這拍照的人是「吃飽了撐著」了。如果你和你的同事們願意仔細回憶一下，說不定也會想起來：就在這個掛著滿身照相器材的傢伙一步跨進印經院來的時候，你們對他的工作、他的舉止，一定也有類似的觀感：這小子是不是沒別的正事可幹了？──他幹嘛不刻經呢？
我所認識的周慶輝是個照相的，專業上人們慣稱他「攝影師」，客氣點兒的會尊一聲「攝影家」，這樣的人如果不呆在各式各樣的造景沙龍裡等客人上門，而是走入他人的生活，主動攝取他認為值得保存的影像的話，通常會予人以「沒別的事好幹」的印象。但是，請相信我：格薩爾，如果他會刻經，在兩度造訪的拍攝過程之中，他一定會放下相機、擱起腳架、收了測光表，幫你們刻上好一陣子。這就是周慶輝。一個不小心會陷入被拍攝者生活的攝影師，他有些時候會感覺，光按幾下快門實在不夠。
即使連續在一個異樣異質的生活環境裡跋涉幾十天，過著被拍攝者習以為常的艱苦日子，取得數千張珍貴的紀實留影，其中至少還有相當比例的作品在放大之後足以震撼觀者──儘管如此──周慶輝還是經常會感覺不夠、不滿足？為什麼？
格薩爾，每當我經過那張你們七個人不約而同舉杯喝茶的那張照片時，就想跟你說：周慶輝在按下那張照片的快門之際，大約也會想要捧一杯熱茶在手，體驗一下勞苦工作之後難得的悠閒和自在。但是，他也可能正在想著另一件事：還有甚麼會發生？
還有甚麼會發生？由於經常以一次十五分之一秒到五百分之一秒的速度進入另一種人的世界，當周慶輝貼近相機的耳朵聽見快門聲時，已經永遠告別了前一張底片所攝留的現實。那麼，格薩爾，你會不會覺得：像周慶輝這樣年輕的小子蓄起山羊鬚來也許未必是故作蒼老，他在印經院穿梭出入的那兩回，其實已經跟你們告別過好幾千次了。換言之：每拍下一張照片，就告別了一幕現實。這行當，應該令旁觀者辛酸了罷？至於告別，我還有話得跟馬幫的老楊說去。
第二封‧給老楊
老楊：
你跟老騾子說悄悄話的模樣兒被周慶輝拍了個正著。之後馬幫出發，遠遠看上去，果然是「人馬盤空細／煙嵐返照濃」的那麼個景象。你卻留在馬店裡下草料──你是再也幹不成趕馬人了；給人送行罷，你摔瘸了。
從前你總在隊伍的最後面，趕起騾馬馱著蘿蔔、土豆、鹽巴、油菜，還有藥材和皮張、大米和紅糖，這一晃，幾十年過去。早年帶頭的大騾子頭帶紅纓圓鏡，脖梗兒上掛了倆大鈴鐺，接著是一匹頸環十二枚銅鈴的小公馬，老楊你和那頭不時噅噅叫喚的小母驢兒殿後，到了夜裡，小母驢兒每隔一個時辰都要叫喚，你在夢中聽見，就會更加安心沉睡。
經過山谷或平原的壩子的時候，你總愛帶頭兒唱些個能夠讓路旁的姑娘們害羞的歌曲：「石榴開花渾又渾／有女莫嫁趕馬人／吃飯好像餓死鬼／半年一載才回門」姑娘們聽著聽著，就把張小臉兒垂下去了。你們經過那姑娘的身邊，留下歌聲裡微薄的驕傲和昂然的自卑，其實唱著、也吞著一腔子的苦水；你記得的罷老楊？另外，還有些歌兒是唱給自己聽的，「趕馬莫走夷方去／夷方路險病痛多／草地當作綠絲毯／石板就是花枕頭」這種歌兒在荒山裡衝撞著回聲唱，唱著唱著也就一覺睡到天大亮了；你也記得的罷老楊？。
如此艱辛的生計不走了也好。也許你會這麼想。不祇是你摔瘸了走不得也，整一隊趕馬人、整一行馬幫的勾當，都要永永遠遠地歇息了。周慶輝來為你們拍照的時候，正趕上你們馱運炸山的火藥。幫裡的哥們兒帶牲口恐怕都不是滋味兒，因為火藥炸的是山，開的是路，一旦山林既啟，川黔滇貴再也不是千百萬年以來的這麼一幅蠻荒景象，到時雙向八線、百米寬千里長的公路大開，你們這一行也就消失了。周慶輝告訴我：他拍到印著英文縮寫字母炸藥包的那一瞬間感慨萬千，因為你們馬幫最後的任務居然是摧毀和埋葬自己畢生所從事的、一份流傳了上千年的行業。 這就說到告別了。周慶輝，留著山羊鬚的年輕照相人，看起來總是有點兒帶衰不是嗎？一旦他來了，就表示這兒有甚麼重要的事物就快要消失了。或者我們也可以這樣看：報導攝影工作者周慶輝顯示著人們對於文明發展進程中的告別有著相當頑強的信念；我們認為再也回不來、或者再也回不去生活，是可以透過「眼睛凝視著固定影像」這樣的儀式重溫的。 老楊，你跟那騾子說悄悄話的模樣一直是個謎，而且看來永遠解不得──我不會知道，你跟那牲口囑咐了些甚麼；大約周慶輝也不會知道，那牲口囑咐了你些甚麼。不過，這張照片已經在我的牆上掛了兩年多，每多看你們一眼，我就多感受到一次告別是如此地家常與親切。我們隨時隨地都在永遠告別著甚麼。 至於用「眼睛凝視著固定影像」這回事，我和關二還有的說。
第三封‧給關二
關二：
初聽說你們「麥客」是這樣一種人:腰裡掖著鐮刀、一跨步跳上火車便離家千里、再一路追趕著成熟的麥子自東而西，割稻哪兒、走到哪兒，等你們自己家鄉關中平原的麥子也熟了的時候，還正好趕上收成。這候鳥般逐豐收而居之的生活使我們島國上日日在水泥叢林裡討生活的現代人無比驚訝而迷惑──為甚麼不用機器呢？為什麼不把人力節省下來呢？身為「麥客」的你們應該會立刻瞪著大眼反問：不割麥子，我們過甚麼日子？一路跟著你們拍照片的周慶輝反而會給你們一種浪費人力的感覺罷？他身上十幾公斤重的攝影器材的確要比一把輕盈銳利的鐮刀更無關於勞動、工作和真實的生活。
真實的生活很簡單：割下的麥子供給麥客吃，無論吃多少都不嫌多。我聽說你們一頓可以吃得下一臉盆的麵條兒，把個肚子撐到像頭小牛犢子一般大小，再向提供飲食的農家老大娘借支擀麵棍兒，使勁兒擀擀那肚皮。周慶輝曾經暗中觀察過你們裡頭不知哪一位拉的屎，他用雙手比劃了一個臉盆大小的範圍，表情嚴肅地跟我說：「拉這麼多，你能想像嗎？」
我可以想像的倒是他的工作──可不祇拍照片而已。當他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面對一種異質的生活、瞇起一隻眼睛對焦取景的時候，一定會感覺狐疑──這是真實的人生嗎？在將近三十年前，我自己揹著相機島上南來北往追逐著蒼老的容顏、凋零的行業、傾圮的屋宇或是落魄的人生之時，就常常在睜著一隻眼、閉著另一隻眼的剎那間感受到這種狐疑：我應該這麼鄭重其事、甚至不免有些矯情地對那些沾染了艱苦況味、患難情調以及懷舊色彩的景象發出不可扼抑的讚嘆和虔敬嗎？
回想起來，我在拍攝那些看似紀實報導影像的三、四年間，最大的意義恐怕不是客觀地保存了多少畫面資料，反而是在內心深處經歷了多少情感性的自省和自覺。甚至可以這樣說：當一個手持相機的闖入者一而再、再而三、再三再四地用鏡頭擄掠他者生活中的剎那原相，卻給予旁觀的自我許多過度膨脹的感性自詡，讓便宜便利的美學藉口或社會使命掩蓋了那最原始的事實：拍攝者無能進入被拍攝者真正的生命。這真會逼得人按不動快門。事實上，我就是因此而不能再拍下去的──我感受到自己的虛矯；正因為「眼睛凝視著固定影像」是一個意義過於重大的儀式，我在照相機的觀景窗後面無能負荷。
有趣的是：周慶輝卻可以。就拿「吃一臉盆麵條」這件事當例子罷。如果是當年的我，抓著那一台沉重的Nikomat機械快門相機，看見有人吃得下那麼一大盆子麵條，我會感受那人當下的飢餓，會推想那人長久的匱乏，甚至會對自己的飽食終日而感到罪惡，然後我就會對拍照這件事的不能親切體貼而深切遺憾。但是周慶輝不同，他對於我這種「社會參與的自我投射」完全免疫──更直觀而純潔而具體而理直氣壯地──像個天真爛漫的孩子，他大踏步地進入對象生活內部的細節，然後對於「吃一臉盆麵條」所含藏的意義找到了足以令旁觀者釋懷的答案：「拉這麼多，你能想像嗎？」
關二，你的生活總是建立在一條跡近固定的漂泊之路上，自西徂東，自東徂西。人這一世懸命，沿途能帶走多少東西呢？也許不多，也許甚麼都沒有。你對你這一行的體會極深，我記得你說過：「得要甚麼都撒得下的，才幹得了這一行。」
「甚麼都撒得下」。這話令人反覆咀嚼，好像得隨時準備打包、進入另一種生活似的。關於進入另一種生活，我得跟一號葉伯說去。
第四封‧給一號葉伯
一號葉伯：
你是個靦腆的人，倘或不熟，不會跟人掏心掏肺地瞎絮叨，有話寧可跟你養的那一大群狗子貓兒說去。你曾經死過一回，這個故事，我聽周慶輝說了不止一次──它似乎總結了甚麼，我卻寧可浪漫地想：你們這些即將在幾年之內全部滅跡的痲瘋患者其實早就經歷過重生了，所以你們無懼於死亡。而對於尋常生命裡的一些遭遇、追求和渴望，你們也永遠可以保有一種絕緣式的冷漠，因為世界待你們原本如此。然而，這樣的阻絕隔離並不會讓你們在一處悲情的桃花源中，失落了與舊世界的一切聯繫。這是一種甚麼樣的聯繫？
周慶輝把你死而復生的故事告訴我的那一天，也告訴了我樂生人如何圍坐著研究簽賭六合彩的技巧，如何養育時髦品種的寵物狗賺取相當豐厚的利潤，如何用手術截餘的肢體抱著臉盆打四色牌並大聲幹噭，以及如何一起供養一個輪流供應溫暖肉身和溫柔情意的妓女。
看起來，你們能夠幾乎毫無時差、具體而微地複製所謂正常社會的正常生活。除了無法治癒的病，以及因病菌侵蝕而日漸毀損的容顏、因手術截割而日漸短殘的肢體。也正由於痲瘋這病症奇異的特性，你們剩餘的生命是可以經由一點一點地割讓、一點一點地棄守、以凌遲之勢漸漸剝捨，而完遂一個最原始的、活著的慾望。我曾經問過周慶輝──當時我自己的父親癱瘓在床，經常哀求我替他打開床邊的窗子，好讓他能從高樓之上一躍而下，去一個痛快──我因此而問起周慶輝：「他們都活得那麼自在嗎？都還想活下去嗎？」我所得到的答覆是：「沒有甚麼理由不能活下去罷？今天割一點、明天割一點，在他們看，少了一點，祇是少了一點而已罷？」
周慶輝進入了你們的生活，和你們同居處、共飲食、偕出偕入，我祇在販賣廉價溫情的好萊塢電影《惡魔島》裡見識過一回──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為了爭取共患難的友誼，一個給關進巴比龍孤島絕地死牢的罪犯擁抱甚至親吻了痲瘋病患者，我年輕時著實為那樣不畏病苦災劫的一幕而感動過，深信現實中所無法複製的情感於焉始能彰顯其偉大。然而，當我得知周慶輝在「樂生」賃屋而居、以便掌握這桃花源裡隨時都在發生的「最後一瞥」時，我反而驚懾於來自現實本身的震撼。
周慶輝和一號葉伯你一樣，從來不是一個喜愛鳴高調、發清議、倡空談的人。至少，在同他往來的十年之中，我從來不曾聽他表述過任何一句同情關愛憐憫幫助之類的道德論，他總是想著：有甚麼題目再不作就來不及了，有甚麼影像再不拍就沒有了，有甚麼地方再不去就去不成了；要不，就是去拍的季節可能會碰上甚麼樣的天氣，去拍的地方可以等到甚麼樣的事件發生，去拍的人大概會幹些甚麼勾當，還有，光會打哪兒來？有沒有工夫對上焦？甚麼樣的構圖才是這張照片所需要的構圖？
在我臥房門口的短廊上，掛著一張攝自樂生的照片。前景聚焦之所在，是在滿園子斜陽照射的土地上伏身踽踽前行的一頭老貓，貓後方的右側、有一坯隆起如墳塋的落葉，貓後方的左側，則赫然是一個蹲在小板凳兒上、四體虯屈，分不清男女、年紀、乃至於那姿勢究竟意欲何為的一副身影。貓是你養的，一號葉伯，人不是你。是誰呢？我問周慶輝，他也不知道，但是他按下快門的那一剎那顯然頗有所感：一個看起來比貓還瘦小的人，或許正專心致志地修剪著自己殘存的最後一片腳指甲呢。
一號葉伯，我先前說：「這樣的阻絕隔離並不會讓你們在一處悲情的桃花源中，失落了與舊世界的一切聯繫。這是一種甚麼樣的聯繫？」在周慶輝那裡，我不僅得知你們勉力存活得與外面的人生如此相像，也得知他藉由捕捉你們「一點一點短少掉的生命」而真真實實地進入了另一種生活。這個背著許多冰冷沉重的器材住進樂生來的傢伙不是蜻蜓點水的闖入者，不是隔牆老死不相往來的鄰居，他是你們中的一員，一個縫補著破碎生命的拾荒人，收拾著樂生人一點一點失守的生命和記憶；就這樣拾著、拾著，把自己也縫進裡面去了。
幾封寫給被拍攝者的信
第一封‧給格薩爾
格薩爾：
你和你那幾位印佛經的同事端著杯子喝茶的影像，如今天天在我眼底出現。拍攝這張照片的人叫周慶輝；我猜你們都記得他的長相，一個下巴上刻意留著山羊鬚的年輕人，他曾經兩度來訪，間關跋涉，到西藏高原這個印經院為你們留影。作為幾千公里之外一個海島上認真過著所謂現代生活的台灣人來說，這拍照的人是「吃飽了撐著」了。如果你和你的同事們願意仔細回憶一下，說不定也會想起來：就在這個掛著滿身照相器材的傢伙一步跨進印經院來的時候，你們對他的工作、他的舉止，一定也有類似的觀感：這小子是不是沒別的正事可幹了？──他幹嘛不刻經呢？
我所認識的周慶輝是個照相的，專業上人們慣稱他「攝影師」，客氣點兒的會尊一聲「攝影家」，這樣的人如果不呆在各式各樣的造景沙龍裡等客人上門，而是走入他人的生活，主動攝取他認為值得保存的影像的話，通常會予人以「沒別的事好幹」的印象。但是，請相信我：格薩爾，如果他會刻經，在兩度造訪的拍攝過程之中，他一定會放下相機、擱起腳架、收了測光表，幫你們刻上好一陣子。這就是周慶輝。一個不小心會陷入被拍攝者生活的攝影師，他有些時候會感覺，光按幾下快門實在不夠。
即使連續在一個異樣異質的生活環境裡跋涉幾十天，過著被拍攝者習以為常的艱苦日子，取得數千張珍貴的紀實留影，其中至少還有相當比例的作品在放大之後足以震撼觀者──儘管如此──周慶輝還是經常會感覺不夠、不滿足？為什麼？
格薩爾，每當我經過那張你們七個人不約而同舉杯喝茶的那張照片時，就想跟你說：周慶輝在按下那張照片的快門之際，大約也會想要捧一杯熱茶在手，體驗一下勞苦工作之後難得的悠閒和自在。但是，他也可能正在想著另一件事：還有甚麼會發生？
還有甚麼會發生？由於經常以一次十五分之一秒到五百分之一秒的速度進入另一種人的世界，當周慶輝貼近相機的耳朵聽見快門聲時，已經永遠告別了前一張底片所攝留的現實。那麼，格薩爾，你會不會覺得：像周慶輝這樣年輕的小子蓄起山羊鬚來也許未必是故作蒼老，他在印經院穿梭出入的那兩回，其實已經跟你們告別過好幾千次了。換言之：每拍下一張照片，就告別了一幕現實。這行當，應該令旁觀者辛酸了罷？至於告別，我還有話得跟馬幫的老楊說去。
第二封‧給老楊
老楊：
你跟老騾子說悄悄話的模樣兒被周慶輝拍了個正著。之後馬幫出發，遠遠看上去，果然是「人馬盤空細／煙嵐返照濃」的那麼個景象。你卻留在馬店裡下草料──你是再也幹不成趕馬人了；給人送行罷，你摔瘸了。
從前你總在隊伍的最後面，趕起騾馬馱著蘿蔔、土豆、鹽巴、油菜，還有藥材和皮張、大米和紅糖，這一晃，幾十年過去。早年帶頭的大騾子頭帶紅纓圓鏡，脖梗兒上掛了倆大鈴鐺，接著是一匹頸環十二枚銅鈴的小公馬，老楊你和那頭不時噅噅叫喚的小母驢兒殿後，到了夜裡，小母驢兒每隔一個時辰都要叫喚，你在夢中聽見，就會更加安心沉睡。
經過山谷或平原的壩子的時候，你總愛帶頭兒唱些個能夠讓路旁的姑娘們害羞的歌曲：「石榴開花渾又渾／有女莫嫁趕馬人／吃飯好像餓死鬼／半年一載才回門」姑娘們聽著聽著，就把張小臉兒垂下去了。你們經過那姑娘的身邊，留下歌聲裡微薄的驕傲和昂然的自卑，其實唱著、也吞著一腔子的苦水；你記得的罷老楊？另外，還有些歌兒是唱給自己聽的，「趕馬莫走夷方去／夷方路險病痛多／草地當作綠絲毯／石板就是花枕頭」這種歌兒在荒山裡衝撞著回聲唱，唱著唱著也就一覺睡到天大亮了；你也記得的罷老楊？。
如此艱辛的生計不走了也好。也許你會這麼想。不祇是你摔瘸了走不得也，整一隊趕馬人、整一行馬幫的勾當，都要永永遠遠地歇息了。周慶輝來為你們拍照的時候，正趕上你們馱運炸山的火藥。幫裡的哥們兒帶牲口恐怕都不是滋味兒，因為火藥炸的是山，開的是路，一旦山林既啟，川黔滇貴再也不是千百萬年以來的這麼一幅蠻荒景象，到時雙向八線、百米寬千里長的公路大開，你們這一行也就消失了。周慶輝告訴我：他拍到印著英文縮寫字母炸藥包的那一瞬間感慨萬千，因為你們馬幫最後的任務居然是摧毀和埋葬自己畢生所從事的、一份流傳了上千年的行業。
這就說到告別了。周慶輝，留著山羊鬚的年輕照相人，看起來總是有點兒帶衰不是嗎？一旦他來了，就表示這兒有甚麼重要的事物就快要消失了。或者我們也可以這樣看：報導攝影工作者周慶輝顯示著人們對於文明發展進程中的告別有著相當頑強的信念；我們認為再也回不來、或者再也回不去生活，是可以透過「眼睛凝視著固定影像」這樣的儀式重溫的。
老楊，你跟那騾子說悄悄話的模樣一直是個謎，而且看來永遠解不得──我不會知道，你跟那牲口囑咐了些甚麼；大約周慶輝也不會知道，那牲口囑咐了你些甚麼。不過，這張照片已經在我的牆上掛了兩年多，每多看你們一眼，我就多感受到一次告別是如此地家常與親切。我們隨時隨地都在永遠告別著甚麼。
至於用「眼睛凝視著固定影像」這回事，我和關二還有的說。
第三封‧給關二
關二：
初聽說你們「麥客」是這樣一種人:腰裡掖著鐮刀、一跨步跳上火車便離家千里、再一路追趕著成熟的麥子自東而西，割稻哪兒、走到哪兒，等你們自己家鄉關中平原的麥子也熟了的時候，還正好趕上收成。這候鳥般逐豐收而居之的生活使我們島國上日日在水泥叢林裡討生活的現代人無比驚訝而迷惑──為甚麼不用機器呢？為什麼不把人力節省下來呢？身為「麥客」的你們應該會立刻瞪著大眼反問：不割麥子，我們過甚麼日子？一路跟著你們拍照片的周慶輝反而會給你們一種浪費人力的感覺罷？他身上十幾公斤重的攝影器材的確要比一把輕盈銳利的鐮刀更無關於勞動、工作和真實的生活。
真實的生活很簡單：割下的麥子供給麥客吃，無論吃多少都不嫌多。我聽說你們一頓可以吃得下一臉盆的麵條兒，把個肚子撐到像頭小牛犢子一般大小，再向提供飲食的農家老大娘借支擀麵棍兒，使勁兒擀擀那肚皮。周慶輝曾經暗中觀察過你們裡頭不知哪一位拉的屎，他用雙手比劃了一個臉盆大小的範圍，表情嚴肅地跟我說：「拉這麼多，你能想像嗎？」
我可以想像的倒是他的工作──可不祇拍照片而已。當他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面對一種異質的生活、瞇起一隻眼睛對焦取景的時候，一定會感覺狐疑──這是真實的人生嗎？在將近三十年前，我自己揹著相機島上南來北往追逐著蒼老的容顏、凋零的行業、傾圮的屋宇或是落魄的人生之時，就常常在睜著一隻眼、閉著另一隻眼的剎那間感受到這種狐疑：我應該這麼鄭重其事、甚至不免有些矯情地對那些沾染了艱苦況味、患難情調以及懷舊色彩的景象發出不可扼抑的讚嘆和虔敬嗎？
回想起來，我在拍攝那些看似紀實報導影像的三、四年間，最大的意義恐怕不是客觀地保存了多少畫面資料，反而是在內心深處經歷了多少情感性的自省和自覺。甚至可以這樣說：當一個手持相機的闖入者一而再、再而三、再三再四地用鏡頭擄掠他者生活中的剎那原相，卻給予旁觀的自我許多過度膨脹的感性自詡，讓便宜便利的美學藉口或社會使命掩蓋了那最原始的事實：拍攝者無能進入被拍攝者真正的生命。這真會逼得人按不動快門。事實上，我就是因此而不能再拍下去的──我感受到自己的虛矯；正因為「眼睛凝視著固定影像」是一個意義過於重大的儀式，我在照相機的觀景窗後面無能負荷。
有趣的是：周慶輝卻可以。就拿「吃一臉盆麵條」這件事當例子罷。如果是當年的我，抓著那一台沉重的Nikomat機械快門相機，看見有人吃得下那麼一大盆子麵條，我會感受那人當下的飢餓，會推想那人長久的匱乏，甚至會對自己的飽食終日而感到罪惡，然後我就會對拍照這件事的不能親切體貼而深切遺憾。但是周慶輝不同，他對於我這種「社會參與的自我投射」完全免疫──更直觀而純潔而具體而理直氣壯地──像個天真爛漫的孩子，他大踏步地進入對象生活內部的細節，然後對於「吃一臉盆麵條」所含藏的意義找到了足以令旁觀者釋懷的答案：「拉這麼多，你能想像嗎？」
關二，你的生活總是建立在一條跡近固定的漂泊之路上，自西徂東，自東徂西。人這一世懸命，沿途能帶走多少東西呢？也許不多，也許甚麼都沒有。你對你這一行的體會極深，我記得你說過：「得要甚麼都撒得下的，才幹得了這一行。」
「甚麼都撒得下」。這話令人反覆咀嚼，好像得隨時準備打包、進入另一種生活似的。關於進入另一種生活，我得跟一號葉伯說去。
第四封‧給一號葉伯
一號葉伯：
你是個靦腆的人，倘或不熟，不會跟人掏心掏肺地瞎絮叨，有話寧可跟你養的那一大群狗子貓兒說去。你曾經死過一回，這個故事，我聽周慶輝說了不止一次──它似乎總結了甚麼，我卻寧可浪漫地想：你們這些即將在幾年之內全部滅跡的痲瘋患者其實早就經歷過重生了，所以你們無懼於死亡。而對於尋常生命裡的一些遭遇、追求和渴望，你們也永遠可以保有一種絕緣式的冷漠，因為世界待你們原本如此。然而，這樣的阻絕隔離並不會讓你們在一處悲情的桃花源中，失落了與舊世界的一切聯繫。這是一種甚麼樣的聯繫？
周慶輝把你死而復生的故事告訴我的那一天，也告訴了我樂生人如何圍坐著研究簽賭六合彩的技巧，如何養育時髦品種的寵物狗賺取相當豐厚的利潤，如何用手術截餘的肢體抱著臉盆打四色牌並大聲幹噭，以及如何一起供養一個輪流供應溫暖肉身和溫柔情意的妓女。
看起來，你們能夠幾乎毫無時差、具體而微地複製所謂正常社會的正常生活。除了無法治癒的病，以及因病菌侵蝕而日漸毀損的容顏、因手術截割而日漸短殘的肢體。也正由於痲瘋這病症奇異的特性，你們剩餘的生命是可以經由一點一點地割讓、一點一點地棄守、以凌遲之勢漸漸剝捨，而完遂一個最原始的、活著的慾望。我曾經問過周慶輝──當時我自己的父親癱瘓在床，經常哀求我替他打開床邊的窗子，好讓他能從高樓之上一躍而下，去一個痛快──我因此而問起周慶輝：「他們都活得那麼自在嗎？都還想活下去嗎？」我所得到的答覆是：「沒有甚麼理由不能活下去罷？今天割一點、明天割一點，在他們看，少了一點，祇是少了一點而已罷？」
周慶輝進入了你們的生活，和你們同居處、共飲食、偕出偕入，我祇在販賣廉價溫情的好萊塢電影《惡魔島》裡見識過一回──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為了爭取共患難的友誼，一個給關進巴比龍孤島絕地死牢的罪犯擁抱甚至親吻了痲瘋病患者，我年輕時著實為那樣不畏病苦災劫的一幕而感動過，深信現實中所無法複製的情感於焉始能彰顯其偉大。然而，當我得知周慶輝在「樂生」賃屋而居、以便掌握這桃花源裡隨時都在發生的「最後一瞥」時，我反而驚懾於來自現實本身的震撼。
周慶輝和一號葉伯你一樣，從來不是一個喜愛鳴高調、發清議、倡空談的人。至少，在同他往來的十年之中，我從來不曾聽他表述過任何一句同情關愛憐憫幫助之類的道德論，他總是想著：有甚麼題目再不作就來不及了，有甚麼影像再不拍就沒有了，有甚麼地方再不去就去不成了；要不，就是去拍的季節可能會碰上甚麼樣的天氣，去拍的地方可以等到甚麼樣的事件發生，去拍的人大概會幹些甚麼勾當，還有，光會打哪兒來？有沒有工夫對上焦？甚麼樣的構圖才是這張照片所需要的構圖？
在我臥房門口的短廊上，掛著一張攝自樂生的照片。前景聚焦之所在，是在滿園子斜陽照射的土地上伏身踽踽前行的一頭老貓，貓後方的右側、有一坯隆起如墳塋的落葉，貓後方的左側，則赫然是一個蹲在小板凳兒上、四體虯屈，分不清男女、年紀、乃至於那姿勢究竟意欲何為的一副身影。貓是你養的，一號葉伯，人不是你。是誰呢？我問周慶輝，他也不知道，但是他按下快門的那一剎那顯然頗有所感：一個看起來比貓還瘦小的人，或許正專心致志地修剪著自己殘存的最後一片腳指甲呢。
一號葉伯，我先前說：「這樣的阻絕隔離並不會讓你們在一處悲情的桃花源中，失落了與舊世界的一切聯繫。這是一種甚麼樣的聯繫？」在周慶輝那裡，我不僅得知你們勉力存活得與外面的人生如此相像，也得知他藉由捕捉你們「一點一點短少掉的生命」而真真實實地進入了另一種生活。這個背著許多冰冷沉重的器材住進樂生來的傢伙不是蜻蜓點水的闖入者，不是隔牆老死不相往來的鄰居，他是你們中的一員，一個縫補著破碎生命的拾荒人，收拾著樂生人一點一點失守的生命和記憶；就這樣拾著、拾著，把自己也縫進裡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