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興濤認為：「當代藝術除了視覺和形式的呈現，最激動人心的部分，就在於和我們此時此地生存經驗的貼身聯繫。生命感不是一個抽象的命題，它是由每個人此時此刻具體的經驗和感受組成，藝術不僅僅是形式的冒險和視覺的遊戲，它必須要和我們的日常經驗建立直接的聯繫，觸動人們最敏感部分的刺點。或許，在網絡和信息氾濫的時代，藝術只有與公共性相聯繫，才有可能重新成為今天社會化生活的主角。」

這些年，焦興濤以「隨機式」的藝術形態深入各類型的社會群聚生活，完全不設定諸如「藝術下鄉」之類的刻板命題，而是每到一地即就地取材、實地發掘源自於當地當下生活現狀所衍生或激盪出的藝術驚奇；從偏遠鄉鎮到現代都市，融入群眾生活，觀察社會現象，而後採取最能引起群眾共鳴、吸引民眾互動的藝術表現方式，讓常民百姓都能融入創作，成為「藝術事件」中的一份子。

這種「隨機式」的藝術表現形式，數年前延續至今的「羊磴鎮計畫」可作為偏遠鄉鎮的代表，今年六月下旬同時於成都太古里中央廣場與上海喜馬拉雅美術館舉行的〈在一起──雕塑•裝置〉，則是現代都會的範式；今年10月下旬至12月初，這項〈在一起〉展覽更名為〈在藝起〉，移師台北地標101大樓前的「水舞廣場」（同步於「采泥藝術」畫廊與「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公共藝術展區」展出），探索海峽兩岸大都會群眾對待公眾藝術與生活藝術的態度。

專精於高度寫實雕塑的焦興濤，這次的〈在藝起〉展出主角，選擇了不論鄉村或城市大街小巷中經常出現的塑料四腳凳子，根據塑料凳子原形鑄銅後上漆，整齊排列於公共空間，讓群眾自由入座休憩，並不限制在椅上刻畫文字，試圖留下群眾於當下參與這項創作的印象話語心得感想。

這項有趣的展覽，具有多元化的意義。

其一，材料性：塑料凳子原本即以輕巧取勝，堆疊收納極為方便，所以才會成為大型表演或廟會喜慶的最愛，而焦興濤將其轉化為鑄銅，成為極為笨重的材質，一般人從外表完全無法分辨是銅鑄還是塑料，當人們下意識慣性地想去挪動椅子時，即會產生對於視覺第一印象判別上所衍生難以置信卻又極為有趣的驚奇感，這種「眼見不為憑」的特殊經驗，讓大眾藉由藝術達到不同的人生體驗。虛與實，輕與重，真與假，雖然材質有異，若以純粹供應人們休憩功能而言卻又一致，成為一種矛盾中的共性，衝突中的和諧。

其二，社會性。在成都與上海展出時，前者在遊人如織的公共空間，後者在專業的美術館展演空間，同樣一組作品，面對同樣的人群，只因在不同的環境氛圍下，即會產生截然不同的行為模式來對待這一組作品。上海展覽開幕時，焦興濤在成都展區架了一個錄影機，將成都展區的現場影像即時於上海展廳的螢幕上播放，讓兩個城市的群眾相互觀看對方對待這組「凳子」的不同態度，使這件作品產生了同一時間卻跨越空間的特殊「社會性」。

而在台北，焦興濤製作了101條凳子，一條是鑄銅本色，藍色與綠色各50條，焦興濤敏銳的觀察過台灣的社會生態，即是圍繞著「政治」，藍色與綠色各半，恰恰符合台灣的政治與選舉版圖分配，而這種於台灣各地極為明確的政治色彩劃分，在台北市卻又是民眾最為淡然的思考，「選人不選黨」跨越藍綠的現象，是台北市有別於其他縣市的政治認知，因此，焦興濤試圖以這101條具有群眾休憩功能的「凳子」，藉由明顯的政治性色彩來探索台北市群眾感性與理性間的社會性，進而與成都、上海的展出效果來檢驗海峽兩岸不同人文環境養成下的「社會學」和「行為學 」。

其三，文獻性。所謂「文獻」，一般認知都是後世對於前代遺留的整理彙集和撰寫，而這組「凳子」，焦興濤並不限制群眾於其上自由刻寫文字圖案，試圖當場即留下當下人們對這項藝術作品最直接的感想心得，成為當代群眾書寫當代事件的第一手「文獻」，而不須後人的取捨。這種對於「文獻」的思考，打破了既定的歷史承襲，也突破了時空制約。或許，是否能改變「歷史」這個名詞約定俗成的概念還言之過早，但是在科技文明急速發展的今天，當「智慧型手機」的出現已打破了時空限制、改變了社交慣性、顛覆了生活方式，「歷史」的解讀和意涵也將被科技文明急速的壓縮，而焦興濤這件「凳子」所產生的當下紀錄，就使「文獻」的解讀更加具有想像空間了。

期待〈在藝起〉的展出，能為台灣的藝術人文環境與泥淖般的政治氛圍帶來輕鬆、有趣卻又發人深省的新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