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北辰 (1970-)

YANG Pei-Chen

Yang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hyperrealist sculptors in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scene. His works are all created out of complete wood blocks that are exquisitely carved by hand and elaborately colored for mimetic effect, rendering them extremely realistic and almost impossible to tell that they are wood sculptures.

楊北辰 創作隨想整理 2023.01

寫實藝術的價值,不是在於對精湛技術能力的掌握與表現;而是在於必須化解一個由藝術家自身所製造出來的矛盾:既需要透過高度的技術來構成作品的形式語言;卻又必須將目之所見的技術去庸俗化,並賦予真實、必要且深刻的意義。
文/楊北辰

I 寫實
數碼科技時代,寫實的具象雕塑是否能依舊成為當代文化藝術的一部分?這個問題不再只是雕塑家如何延續具象雕塑傳統的問題,也不再只是關於藝術自身的美學邏輯的問題,因為無論用何種媒介或手段,當代藝術最終所呈現的仍無非是人在生命與生活中的精神感知及追求。形式主義理論認為,藝術作品的意義不僅在於其形式本身,更在於藝術形式的歷史承接性和革新意義。我個人對此一觀點是持否定與抵抗的。過度執著於文本形式的更新,正可能會讓形式流於“為標新而立異”卻與內容及思想脫鉤的窘境。


寫實的本質是「呈現」而非「構成」,其目的在使其成為某種有效的符號。超級寫實的摹刻,是使物件本體從“日常”(具功能性)到“非常”(去功能性),再到藝術的身份轉換和添加;也是對人物記憶留存的認可與遺忘的避免。我的木雕作品,無非是以緩慢的過程與繁複的技法來創造了某種文本的符號而已。我所認知的「寫實」,目的其終極目的卻反而是為了要更能夠具體描述某種“抽象的真實感覺”(例如:時間感、依戀感⋯),與看似冷靜客觀卻充滿個人立場與關懷的紀錄片極其相似。


對我而言,寫實藝術的價值,不是在於對精湛技術能力的掌握與表現;而是在於必須化解一個由藝術家自身所製造出來的矛盾:既需要透過高度的技術來構成作品的形式語言;卻又必須將目之所見的技術去庸俗化,並賦予真實、必要且深刻的意義。形式上的簡易正是對意義寓於物體的否定;相對概念的寫實,就正是意義存於物體的強調。從1997年至今,我把自己的工作方式限制與重複在一種極端狹窄的創作型態中,以一種單純、明確、緩慢的方式,在去除與消減的過程中探求擬仿真實的過程意義。寫實的摹刻,對我來說既是審視自身也是看待它物的方式,更也是世界在觀看我的方式。這是為自己在浩瀚藝術中尋找自我存在維度的根本問題。


II 時間
「一種靜態藝術形式可以通過對製造作品所需的漫長時間的有形展示來表徵時間。……這類作品中時間本身已成為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這種情況下,藝術家像操控其它可塑材料(如木頭、顏料或銅)那樣操控時間,並賦予時間以型態(包括質地、顏色、體積和形狀)。……它們賦予時間具體型態,並表達和時間相關的主題思想。」-簡•羅伯森/《當代藝術的主題》,p.133

我的創作所表述的核心內容是「時間」,其中涉及到:
1.「物件的物質性時間」(物件本體所經歷的時間)
2.「摹刻的物理性時間」(進行摹刻所耗費的時間)
3.「體驗的抽象性時間」(觀者感受所錯覺的時間)

「變化」正是表現時間的關鍵要素,當我們認真觀察一個眼前對象的所有細節時,會深刻意識到「時間」的存在。由於我總是將對象再進行繁瑣的摹刻,因此對「時間」的過程便產生更加敏銳的感受。例如我們總能在一本古籍封面的裂紋與內頁的皺損中看見了歲月經歷的痕跡,儘管流逝的過程如此緩慢,而我們如此短暫的生命無奈永遠無法完整地意識其優美的過程。
羅森伯格把波洛克的創作行為劃歸為行為「事件」(events)而非「繪畫」。那麼我的「雕刻」又何嘗不可從同樣的角度來加以看待呢?所謂“過程”,不正是指在所指的時間內產生的變化樣態?因此假設以「過程藝術」(process art)來理解我的作品,是否會比「超級寫實藝術」(surrealism art)更來的切中其要義?


如果將波伊斯的7000棵像樹理解成一座關注社會與生態的大型時間性紀念碑;我的木雕古籍也期待被視作為一本體現文化與時間的微型時間性紀念碑。二者在精神上同樣是私人的、懷舊的、紀念的、行為的,只是創作的手段與呈現的方式分站在光譜不同的兩端而已。由樹木消轉而成的木材本身就是一種「偽亡狀態」的材料(例如許多樹木在被製成木材以後仍持續地分泌樹脂,並伴隨其環境的乾濕而收縮或舒張其纖維);其生命存續的獨特狀態正適合於表現對時間性的紀念。

 

III 古籍
“書”–是人類的文明、文化、知識、意識透過不同文字符號再加以編碼的集結,還象徵著編寫、擁有、收集、閱讀的集體或個人。做為信息的承載物,書籍在文化史中佔據著絕對核心的重要位置。對我而言,書籍是涵義豐富且複雜的強符號,它不但是一如雕塑般的有形的物體;其承載的文本內容還指涉了相關的知識主題和意識形態。


不可閱讀的木雕古籍將書籍文字的語義功能懸置,將之排列嚴整肅然的書群彷彿是架上形式的“文化紀念碑”。這些在視覺經驗中彷彿蘊含著歷史與文字的古籍,卻因無法展閱而將觀者置於信息的意義之外。故此,書籍本身的雕塑性得以被強調,並弱化了其既有的文化性表徵。


何以木雕古籍的展陳如此近似於極少主義藝術般冷靜而嚴謹的規範排列?其實只是企圖把感性的主題加以理性化地處理:我既期望使觀者獲得感性的心理觸動,又有意避免造成過度感性化的現場感受。


IV 白色
彩色的木雕古籍是視覺性的寫實,它能夠透過觀者的眼睛並結合其視覺經驗,對腦部釋放以假亂真或真假難辨的訊息干擾。然而帶有白色的古籍卻不再是視覺性的寫實;而是感受性、象徵性、隱喻性、符號性的寫實。它對我作品中慣有的視覺主張做出了退讓,但因此也留下了能夠融入我個人表達的空間。


2020疫情開始後,整個世界都發生了「脫離性焦慮」。白色的古籍-其色彩與形體的脫離,我使之象徵著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脱離、生與死之間的生命脫離、當下與未來的認知脫離以及我個人與家人之間的生活脫離。


白色是仿純凈的(例如潔白)、非生命的(例如蒼白)、無內容的(例如空白)、焦慮、限制、壓抑的(白色恐怖)。全然或漸變的蒼白古籍,除了依舊表述著我面對時間、歷史與文化的謙卑以外,也同時刻劃出我當時身處疫情高峰時期的真實感受。


如果說疫情中的世界是“脫離”,那麼後疫情的今天則是“共存”。後疫情時代所完成的古籍其彩色與白色的共存,象徵著相隔與相聚共存、線上與線下共存、違常與日常共存、悲觀與樂觀共存、失望與希望共存,以及我創作中視覺性寫實(真像)與感覺性寫實(真相)表現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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