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雖然你是攝影師，但我希望你展出的不是你拍的。」

「台北浮白」是攝影家周慶輝參加2006台北市立美術館展覽「台北二三」(_Taipei/Taipei)_時所作。記得該項展覽進行籌備時，筆者─當時也是「台北二三」的策展人── _與攝影師就展出作品進行討論，撂下挑釁的一句話：「雖然你是攝影師，但我希望你展出的不是你自己拍的。」請攝影師展出不是他拍攝的「東西」算是策展人對身為攝影師的藝術家的公然挑戰。而這互相激盪的策展人與藝術家對話的結果就是「台北浮白」─距離筆者辦理周慶輝第一次在北美館的攝影個展「停格的歲月：痲瘋村紀事」正好十年。

「台北浮白」是作者（但不是攝影者）在1990-2009期間開車違規被開罰單的「罰單照片」。在台北開車被開罰單會有照片作為證據，並據之以催繳罰款，這批照片（筆者希望稱這批影像為照片）即是居住在台北的作者開車因故被開罰單的影像證據，也是文件紀錄。以長時所收集的罰單照片作為出發進行創作，作者已突破攝影師的個人單線創作方式：拍攝、沖洗、印製。

這批照片大多數是超速攝錄器所拍攝，有些是作者超速、闖紅燈時被拍到，有些則是因為違規停車─「吃個水煎包，就被開罰單」，有些是作者在回家的路上被拍，或是在住家附近被逮到，或在赴工作途中等等。初次看到這批罰單照片，一邊聽周慶輝講述每張照片的故事，因為數量龐大且牽涉的時間很長，感覺十分奇異，引人入勝。這些照片或許再現台北開車族的切膚之痛，但經過作者長期保留刻意收集，同時攤開來檢視時，意義早已超越「罰單照片」的單純角色。

照片中的每部車子裡都有作者（作者開車中），但卻無法顯現於超速攝錄器所拍的畫面，所以，「看不見的作者」使作者既存在又不存在。超速攝錄器成為攝影師也顛覆影像創作的邏輯。被拍攝的車與超速攝錄器之間也形成監控者（機器）與受控者（車子與車主）的關係；機器自動拍攝的攝製邏輯與其結果連結成一則有趣的隱喻。因違規被超速攝錄器拍攝的照片呈現出某種與車子速度無關也與觀者所熟悉的傳統攝影美學無關的雙重去主體性與去美學化的解構過程。但透過作者以自身經驗出發，經過多年的收集，並將之視為媒材加以編選、剪輯、建構，使這件作品呈現不同經緯的脈絡與意義。回到創作初衷，這件作品仍是周慶輝從他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加以轉化，挪用(_appropriate)_客觀現實的素材加上作者主觀的轉化衍生，使作品具有微妙的詩意，極易引起觀者共鳴。

這批「單純記錄客觀事件的照片」雖然事實上是「影像」，卻與傳統攝影（美學）無關，幾乎可說品質拙劣，傷痕累累。（壞照片是也！）而作者在展出時卻煞有其事放大裝裱，當作攝影作品處理。呈現時放大的照片底下都附有或長或短的文字敘述，這些或短或長的文字都經過作者上網google揀選編輯，形成另一種文本與想像。短文時而與影像對話，時而自言自語自給自足，與影像形成對照，既虛擬又真實。這些曖昧又不明確的影像與文字的集合組構成無以取代、個人與集體生活的印記，作品的解讀重點顯然在影像之外。無論如何，其可能的意義也已開放給觀者自行重組編撰。（再一次「作者已死」！）

嘗試從影像語言閱讀，這批照片具有高度不明確性與開放性（筆者試著稱為「懸宕」的特質）。因為是超速攝錄器在違規時所拍，所謂的傳統攝影美學（構圖、明暗、色調等）便自然而然不在影像攝製的考量範圍，而以機器被設定的另一套邏輯進行─在拍攝對象超速、闖紅燈與違規停車等情況下進行拍攝。而據此規則所進行的拍攝因為一而再再而三被重複，形成了可觀的數量，也「被迫」形成特殊的集體風格，無心插柳間形成非（傳統）攝影美學的美學。當罰單照片被作者刻意放大裝裱展出之際，這種因「機率」(chance)所產生的非攝影美學的美學正在受觀者嘖嘖稱奇它拙劣的壞照片之美，相同的藝術觀賞過程在二十世紀初開始至今，便一直重複著。所謂的美，以它千變萬化之姿，狡訐藏匿於萬事萬物裡，期待藝術家的重新發現。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此作，「台北浮白」也充滿小人物對無奈的（台北）生活發出阿Q式的自我揶揄、嘲諷與逃逸，具有典型的周氏幽默感。「浮白」是罰酒之意──浮一大白即罰一大杯酒（是否也暗示著：在台北，開車簡直是處罰。這些年下來，也實在被罰「拍」太多啦！這些讓人無所遁形的機器……等等。此作不但是作者個人二十年具體生活的切片，也反映他所居住的台北現實。